当前，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，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减弱。从数字来看，经济增长进入低速度阶段，同时工业生产增速开始低于GDP 增速，这是2014 年发生的转折，它表明中国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已经结束。

    后工业化时代传统产业贡献率下降

    当然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结束。在各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中，第一产业的贡献稳定在4%至5%，第二产业2010年是56.8%，2015 年降为43.7%，降低了13 个百分点还要多。第三产业的贡献从39%升到49%，增加了10个百分点。可见，工业增速下降之后，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减弱。

    传统工业化三大支柱产业是建筑、汽车和钢铁，其中钢铁是距离煤炭最近且工业化不可缺少的支柱产业。一个规律是，越晚进入工业化的国家，其工业化的时间就越短，高峰时候人均钢铁消费量越大。

    我国工业化速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速度都快，这造成了与钢铁相关的产业特别是煤炭产业，出现了本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后的高峰时期。这个高峰期维持了10年左右，其中钢铁对煤炭的需求增速在2008 年之后便出现了下降。

    值得关注的是，需求增速下降的同时，工业品出厂价格（PPI）已经三年度持续负增长。煤炭在这个指标中占很大的比重，而这个指标是反映经济发展潜在问题的重要指标，由此可见，煤价的持续下滑导致了很多潜在的经济问题。

    在经济出现问题的同时，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也在减弱，通过政策调控使经济回升的可能性不大。

    从1992年开始，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一直大大快于GDP增长速度，国民财富分配越来越向政府倾斜。但是到了2013年，这个情况发生逆转。这表明，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有所下降。

    传统红利消失急需互联网经济补位

    上述种种，都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。那么，新常态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？新常态的主要原因是八大增长红利消失或者缩水。

    增长红利是指经济系统在某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客观存在的，能够自发引起经济增长的内外部因素，传统框架下内部的主导因素有三个，分别是人口劳动力、资本和劳动生产率。这三大因素发生了变化，它可以衍生出经济增长的红利，我把这种红利分为八大类。

    一是人口红利。过去中国实现了高增长，而物价不增长，这是因为通货膨胀水平低，本质上是靠人口红利来实现的。现在人口红利消失了，到2013年，16 岁到59岁的法定劳动人口不但没有增长，而且减少了244万，2014 年又减少了371万。未来劳动力成本上涨是必然的趋势。

    二是工业化结构红利。过去30 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，就是靠引进技术，大规模复制生产力。现在，原材料性重化工产业产能接近工业化需求的天花板，未来5年至10年内不新建产能也可以满足市场需求。

    三是生产率红利。中国人口已经逐步进入负增长阶段，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，这样一来，经济增长速度肯定要下降。应对这个问题，就要发展新兴产业，如“互联网+”。

    四是改革红利。过去数十年，大量投资导致地方财政透支、环境透支、土地透支。未来的改革，必须解决这个问题，使冲突性增长下降。而下一步的改革不再是普惠制的改革，而是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，所以改革的推动很困难。

    五是生态环境的红利。未来企业发展计入的环境成本会越来越高，必然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所减缓。

    六是资源红利。中国能源结构煤炭占70%，但容易开采的矿越来越少，开采成本越来越高。也就是说，低成本使用包括煤炭、水在内的不可再生资源的红利将越来越少。

    七是城市化红利。随着城市人口基数的日益增加，每年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都在减少。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，城市化红利会越来越小。

    八是净出口红利。过去中国的大量出口是靠发达国家的大量进口，现在高污染、高消耗的产品不再出口。中国的未来的净进口就会越来越少，这是趋势。

    八大红利消失和缩水正改变着我国经济的面貌。在能源革命的形势下，加快推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，是促进结构升级的重要一环。

（本文根据齐建国在公开场合的发言整理，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）